而且这都是得自平时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积余的俸禄，其他什么产业也没有。

比王温舒后死几年的尹齐，也曾以酷吏闻名，也曾官至中尉，后在淮阳都尉任上病死?

短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中就聚敛了这么多的财富，确实是个典型。

以杀立威，其威风只能奏效于一时;以酷行贪，其贪迹也不能隐藏于长久。

一旦威势不行，贪迹败露，就绝对逃不脱可悲的下场。

太初元年，西汉王朝派兵征大宛。

武帝下诏征发豪吏从军，而王温舒却隐匿其吏华成，终被告发。

接着又有人告发他企图谋反，而他“受员骑钱”及其他“好利事”也相继被揭露。

按汉朝法律，其罪当诛灭全族。

王温舒知道末日来临，乃自杀身死。

他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岳丈家亦各以他罪而全族被诛。

难怪时人曾感慨系之地说:真可悲啊，古代有诛三族之刑，而王温舒竟然被诛了五族。

王温舒文化水平很低，办事不分青红皂白，脑子也很糊涂，就是敢杀人。

担任中尉后，他很高兴觉得可以施展抱负了。

因为他熟悉关中习俗，了解当地豪强和凶恶的官吏，所以豪强和凶恶官吏都愿意为他出力，为他出谋划策。

当地的盗贼和凶恶少年就用设检举箱的办法，搜集告发别人的情报，还设置特定官员督察违法犯罪的人和盗贼。

王温舒为人嘴还很甜，善于巴结有权势的人，他对待没有权势的人就像对待奴仆一样。

有权势的人家，即使违法乱纪的事堆积如山，他也不去管。

无权势的，就是高贵的皇亲，他也一定要欺侮。

他玩弄法令条文，玩弄文笔设计陷害下层的一些触犯刑法的平民，好威迫上层豪强听话。

对于违法犯罪的人，一定深究他们的罪过，许多人都被打得皮开肉绽。

或惨死狱中，或判决有罪，没有一个人能走出监狱。

人们说他的得力部下就像戴着帽子的猛虎一样。

于是在中尉管辖范围的奸猾之人，都隐伏不敢出来，有权势的人就替他宣扬名声，称赞他的政绩。

在他担任中尉的几年里，他的属官大多因为他包庇豪强权门的机会收受财物变得富有起来。

自从王温舒用严酷凶残的手段处理政事受到朝廷的青睐后，各级官吏都开始效法王温舒。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一不小心就会触犯法律，所谓官逼民反，刑法越严到了苛刻的地步，只会使天下的盗贼越来越多。

他们大的团伙多达数千人，擅自称王称号，攻打城池，夺取兵器，释放罪犯，拘捕惩罚郡太守、都尉，杀死二千石的官员，发布檄文，催促各县为他们准备粮食。

小的团伙也有几百人，至于劫掠乡村的多得数也数不过来。

于是武帝开始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办剿灭之事，但还是不能禁止。

天子又派官员拿着符节，发兵攻击，有时剿灭大的团伙时，应该处死的竟多至一万多人。

还有那些私通盗贼，供应粮食遭到株连的多达数千人。

至于犯罪的首领，往往几年之后才能抓住。

此时，那些被打败走散逃跑的士卒又聚集成党，占据险要的山川反叛。

他们往往聚众躲藏在偏僻易守难攻的地方，朝廷对他们无可奈何。

后来，朝廷颁行“沈命法”，如果当地群盗产生而官吏没有发觉，或发觉了却没有捕捉到规定的数额，有关主持此事的官员都要处死。

从此以后，官员怕被诛杀，纵然有盗贼也不敢上报。

就算上报，上级官府害怕捕不到盗贼，为避免遭到连累，也不敢向上汇报。

所以天下的盗贼越来越多，而政府上下互相隐瞒，玩弄文辞，期望逃避法律制裁。

王温舒以杀立威，以酷行贪的劣迹，在当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由于他屡次得到汉武帝的重用，所以当时那些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仿效)温舒。

他们在境内大开杀戒，滥及无辜，造成白色恐怖，企图也能像王温舒那样青云直上。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越是严刑峻法，越是达不到大治的局面。

相反，这些人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

南阳以梅免、白政为首，南方楚地以殷中、杜少为首，东方齐地以徐勃为首，北方燕赵之间以坚庐、范生为首纷纷举行起义。

人数多的有数千人，少的也有百余人。

他们自有称号，攻城掠邑，夺取兵器，释放死囚，逮杀郡守。

有的甚至给县令发布撤文，命令他迅速为起义军队伍准备餐宴。

他们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西汉王朝的统治，使西汉政府元气大伤。

这无情宣告了王温舒以杀立威政策的破产，也是对汉武帝酷吏政治的莫大讽刺。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

酷吏的好处:首先，酷吏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

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

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

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

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

宁成是穰县人，做侍卫随从之官服事汉景帝。

他为人好胜，做人家的小官时，一定要欺陵他的长官;做了人家的长官，控制下就象捆绑湿柴一样随便。

他狡猾凶残，任性使威，逐渐升官，当了济南都尉，这时郅都是济南太守。

在此之前的几个都尉都是步行走入太守府，通过下级官吏传达，然后进见太守，就象县令进见太守一样，他们畏惧郅都就是这个样子。

等到宁成前来，却一直越过郅都，走到他的上位。

郅都一向听说过他的名声，于是很好地对待他，同他结成友好关系。

公元前144年，由于长安附近皇族中的好多人凶暴犯法，景帝召来宁成当了中尉，负责京城治安，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实际权力还要更大些。

宁成的治理办法仿效郅都，他的廉洁不如郅都，但是皇族豪强人人都恐惧不宁。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宁成改任为内史。

外戚们多诽谤宁成的缺点，他被依法叛处剃发和以铁缚脖子的刑罚，这时九卿犯罪该处死的就处死，很少遭受一般刑罚，而宁成却遭受极重的刑罚，他自己认为朝廷不会再用他当官，于是就解脱刑具，私刻假的有关文件，出了函谷关回到家中。

他杨言说;“当官做不到二千石一级的高官，经商挣不到一千万贯钱，怎能同别人相比呢?“

于是他借钱买了一千多顷可灌溉的土地，出租给贫苦的百姓，给他种地受奴役的有几千家。

几年以后，遇上大赦。

他已有了几千斤黄金的家产，专好抱打不平，掌握官吏们的短处，出门时有几十个骑马的人跟随其后。

他驱使百姓的权威比郡守还大。

约公元前125年，皇帝想起用得到赦免依然家居的宁成，御史大夫公孙弘劝谏:“我昔日在山东做小吏，宁成为济南都尉，治民就像用狼来放羊一样，不能让宁成来治民。“

于是让宁成为关都尉，一年多后，关东郡国的官吏察看郡国中出入关口的人都扬言说:“宁肯看到幼崽哺乳的母虎，也不要遇到宁成发怒。“

约公元前124年，义纵从河内调任南阳太守，听说宁成在南阳家中闲居，等到义纵到达南阳关口，宁成跟随身后，往来迎送，但是义纵盛气凌人，不以礼相待。

到了郡府，义纵就审理宁氏家的罪行，完全粉碎了有罪的宁氏家族。

宁成也被株连有罪，至于孔姓和暴姓之流的豪门都逃亡而去，南阳的官吏百姓都怕得谨慎行动，不敢有错。

周阳由，汉代官员，本姓赵氏，后其父以淮南厉王刘长舅父的身份而被封为周阳侯，遂改姓周阳氏。

当官期间在治理郡国，打击豪强方面有些功绩。

为政以严酷著称，好与同僚及上级官员争权，连汲黯、司马安若这样的官员与之同列时都要对他“礼让“三分。

后因在河东郡做都尉时与太守申屠公争权，相互告发，而被治罪，处以弃市之刑。

周阳由，他父亲赵兼以淮南王刘长舅父的身份被封为周阳侯，所以姓周阳。

周阳由因为是外戚被任命为郎官，服事孝文帝和孝景帝。

景帝时，周阳由当了郎官。

汉武帝即位后，官员处理政事，崇尚遵循法度，谨慎行事，然而周阳由在二千石一级的官员中，是最暴虐残酷、骄傲放纵的人。

他所喜爱的，如果犯了死罪，就曲解法律使那人活下来;他所憎恶的，他就歪曲法令把他杀死。

他在哪个郡当官，就一定要消灭那个郡的豪门。

他当郡太守，就把都尉视同县令一般。他当都尉，必定欺凌太守，侵夺他的权力。

他和汲黯都属于强狠之人，还有司马安善用法令条文害人，都身居二千石官员的行列，可是汲黯与司马安若与周阳由同车都不敢和周阳由均分坐垫与同伏车栏。

周阳由后来当了河东郡的都尉，经常同郡太守申屠公争权，互相告状，结果申公被判决有罪，但他坚持道义，不肯接受刑罚而自杀，周阳由被处以弃市(在闹市将人处死后，暴尸于街的一种刑罚)之刑。

义纵少年时，曾伙同他人抢劫为盗。汉武帝即位后，他的姐姐义妁，因医术高明，得幸于王太后。

依赖这种关系，义纵被拜为中郎，任汉武帝侍从。

在皇帝身边不久，他被派住上党郡任--县令。

任县令期间，他敢作政为，他敢于施行暴政，从不对任何人容情，使得县境之内没有盗贼容身之地。

在考察政绩时，被举为当时第-。

随后，他又先后被迁升为长陵令和长安令。

长陵与长安多贵族权贵，他们的子弟门客，依权仗势，违禁乱法之事不断。

义纵到任后，对违反法令者一律严惩。

王太后外孙名仲，身为皇亲，有恃无恐，横行京师。

义纵查知后，派人捕获，绳之以法。

他的勇敢举动，得到汉武帝赞赏，认为有治民能力，提升他为河内郡都尉。

河内郡豪强地主较多，气焰凶炽，义纵到郡，立即把郡内穰氏等豪强举族诛杀。

河内郡迅速稳定，“道不拾遗“。义纵旋被提升为南阳郡太守。

汉武帝时，重用敢于镇压豪强地主的官员，出现丁不少有名的“酷吏“。

关都尉宁成是当时颇负盛名的酷吏之一，但他非常富有，有陂田千余顷，尽数租佃给贫民，共有雇农数千家。他被罢官居家时，“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因此，宁成是一个本质上实属豪强的酷吏。

即使这样，他也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而感到胆寒，当义纵出关赴任时，宁成极为惊恐，对义纵毕恭毕敬，亲迎亲送。

义纵洞悉宁成用意，却不为所动，决心予以打击。

他抵达南阳上任后，马上着手查办宁成家族劣迹，不仅“破碎其家“，而且追恨究底，将宁成治罪。

南阳还有孔氏、暴氏等豪强，见义纵对宁成都不留情面，吓得举家逃匿它郡。南阳郡吏民皆畏服义纵。

时汉朝己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大军远征，多次由定襄郡出塞。

而定襄郡吏治败坏，境内秩序混乱，直接影响到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

为保证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汉武帝特调义纵任定襄郡太守。

义纵到郡，以杀立威，先把狱中重罪者200余人定为死罪，又把私自探狱的囚犯亲属200余人抓起，逼迫他们供认为死罪囚犯解脱桎梏，也定成死罪，最后把这400余人同日斩杀。

全郡人闻讯吓得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定襄郡很快得到治理。

汉武帝变更币值，将铸币权由私人手中收归中央后，各地盗铸五株钱者甚多，京师地区，盗铸者尤其猖獗。

为刹住盗铸之风，保护汉政府财政收入，在元狩四年，汉武帝又把义纵与另一个酷吏王温舒调回京师，义纵任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督察京畿地区。

由于这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盗铸者成分复杂，因此尽管义纵到任后大加捕杀，却不能彻底遏止盗祷之风，盗铸之事仍时有发生。

汉武帝元狩六年，汉武帝由鼎湖至甘泉宫，见沿途驰道久未修整，有所损坏，开始对义纵不满。

这年冬季，大臣杨可奉旨主持告缗事务，义纵认为这会扰乱民生民心，未请示汉武帝，便派人把杨可的部下抓起一批。

此事传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大怒，命令逮捕义纵，并遣大臣杜式严查，最终定义纵为破坏执行诏令之罪，将其诛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