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这句话的意思是，做官优秀的要去学习，学习成绩优秀的人，便可以去做官。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从古至今，仕途道路上，学者型官员居多，出将入相！

西汉王朝230年，真正以儒生出身担任丞相的，有汉武帝时代的公孙弘、汉昭帝时代的蔡义，汉元帝时期的韦贤、韦玄成，汉成帝时期的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汉哀帝时期的孔光、平当，汉平帝时期的孔光、马宫，王莽新朝时期的平晏。

他们这些儒生丞相，几乎都是皇帝的教师，同时，他们这些儒生丞相又几乎都是各门儒家经典学说的领军人物。

比如，公孙弘是《公羊春秋》学派的领军人物，蔡义是《韩诗》的领军人物，韦贤和韦玄成是《礼》、《尚书》和《诗》的领军人物，匡衡是《诗》的领军人物，平当是《论语》的领军人物，翟方进是《春秋》的领军人物，孔光是《尚书》的领军人物，马宫是《春秋》领军人物。

而且，他们这些学派的领军大师，均以自己师门学派在朝廷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党羽。

汉元帝以降，由于汉元帝公开和大张旗鼓的崇儒，因此，大批齐鲁儒生不但进京做官，而且，儒生丞相大量增加。

这些儒生丞相最大的特点，是他们普遍喜欢搞意识形态斗争，却又大多疏于治国实干，这样，就在汉元帝以降把汉王朝迅速推向了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以礼文治国的政治历史时期。

但是，儒生丞相们的疏于政事却又将天下陷入到了一个越来越贫困和动乱的历史岁月！

西汉王朝230年，被后世史家单独称之为“儒宗”的有三人，一是汉初的奉常和汉惠帝的老师叔孙通，一个是汉武帝时代的言官董仲舒，一个就是汉成帝时期的丞相翟方进。

说学问，虽然翟方进号称当时的名儒，但是，这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方进虽受《谷梁传》，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汉书·翟方进》）。

由此可见，当时的翟方进在学问上并不是什么大家人物，他虽然喜好治学当时的冷门学说《左氏春秋》。

但是，当时治学《左氏春秋》的大当家，则是新朝的国师刘歆。

如果从政治业绩上看，翟方进和孔光都是当时朝野中知名的“不通政事”的腐儒丞相，这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郡中追怨方进（《汉书·翟方进》）。

特别善于搞人事斗争的翟方进翟方进属于中国历史上的那类“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读书人楷模之一。

只不过他的成名成家的阅历没有匡衡的“凿壁偷光”那么出名而已。

根据史书记载，翟方进少时家境贫贱，父亲虽然经过苦读书成为了郡文学.

但是，在翟方进十二岁那年，他的父亲则死亡了，年幼的翟方进只好随同继母生活。

由于家景太贫穷，所以，翟方进后来就辍学到衙门中去当了名跑差小吏。

但是，由于翟方进生性太迟钝，所以，不会办事的他经常被衙门中的其他高级吏员所打骂欺辱。

翟方进很自卑，也可能当时有自暴自弃的情况，于是，他的继母就带领他去一个老人的家中作质询。

没有想到，这个老人见了翟方进以后就说：“小吏有封侯骨，当以经术进，努力为诸生学问”（《汉书·翟方进传》）。

这下，“方进既厌为小史，闻蔡父言，心喜，因病归家，辞其后母，欲西至京师受经。

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

史书没有具体讲述翟方进在京城长安中求学的阅历。

但是，通过以上短短的几句介绍，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翟方进自听从了老人的鼓励之言之后，他就不愿意甘当衙门中的小吏了，而是辞职去了京城长安求学。

他的后母担心他年幼，便随同他去了京城，后母以编织鞋履上街买卖以供给他的读书费用。

娘俩如此这般的艰苦度日，终于苦出了头。

后来，翟方进成为了京城求学学子中的佼佼者，并在国家举士考试中名列甲科。

不久，在地方上选拔他成为了“明经”功名之后，他就被朝廷任命为光禄勋属官的议郎了，“议郎”这个职务就算是皇帝近臣了，也很容易放任外官。

“郎官”是当时国家专门贮备未来高级官员的场所。

史书记载说，“河平中，方进转为博士。

数年，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甚有威名。

再三奏事，迁为丞相司直。

方进于是举劾庆曰：“案庆奉使刺举大臣，故为尚书，知机事周密一统，明主躬亲不解。

庆有罪未伏诛，无恐惧心，豫自设不坐之比。

又暴扬尚书事，言迟疾无所在，亏损圣德之聪明，奉诏不谨，皆不敬，臣谨以劾。”

庆坐免官。”

翟方进进京担任丞相司直官员之后，他所干的第一个政治业绩，就是他于汉成帝的河平年间，以儒家礼仪的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参倒了当时国家的监察高官的司隶校尉陈庆。

说起这汉成帝的河平纪年，倒是应该引起读者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河平”纪年年号就可以说明当时的皇帝汉成帝还并不是那种纯粹的热衷于搞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君主。

这个河平年号，就是汉成帝专门为褒奖治水有功的王延世而特别举行的。

史书记载，“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

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上切责之，忠自杀。

遣大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叟，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

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

三十六日，河堤成。

西元前28年的汉成帝的建始五年，中原32个县连续遭遇了特大暴雨洪水自然灾害。

当时，有的地区中的积水已经达三丈深，大量农田被淹没，朝廷告急，百姓民不聊生。

当时，负责治水的校尉王延世使用了蜀郡都江堰中的治水方法终于治理住了这场特大水患，还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王延世是当时犍为郡的资中人，就是四川省资阳人，犍为郡属“三蜀”之一。

所以，王延世应该对蜀郡地区中的都江堰的治水故事是很了解的，他当时在中原地区使用的治水方法，就是来自于都江堰治水方法。

中国历朝历代中，皇帝为褒奖治水有功人员而特意改年号，那是极其罕见的。

这也说明，当时的汉成帝并非是个以政治意识形态治国的荒唐君王。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翟方进会连连升迁高官呢？

其实，这并不难以理解，这也说明，当时的汉王朝朝廷中的一批热衷于搞意识形态斗争的儒生已经形成了相当的气候，他们已经开始左右了国家政治格局和走向，翟方进后来之所以被朝廷中的许多儒生官员一致推选成为丞相，就是最好的说明！

史书记载说，就是在河平年间之中，已经被提拔成为丞相司直的翟方进随同皇帝去甘泉宫，途中，他的车马走入了当时国家有明令禁止驶入的“驰道”中，因为，当时国家规定，“驰道”是国家专门用以皇帝祭祀和军事急报使用的专道，一般人都不得使用，即使是太子在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之前，也不能够自作主张的使用。

当时的翟方进绝对不会不知道这个规矩，但是，由于他急于追赶皇帝车队，于是，他的车队就驾驶进了“驰道”之中了。

司隶校尉陈庆是专门负责监察国家官员失职犯禁事情的。

所以，翟方进的车队就被陈庆的下属抓了个正着，并没收了翟方进的车马。

这，就让翟方进结仇了陈庆了，他一直伺机报复陈庆。

后来，陈庆在与主管国家司法的廷尉范延寿闲谈的时候，说自己过去当皇帝秘书的尚书的时候，曾经因为一次忘记而将一份奏章耽误了一月之久。

谁知道，这个闲谈不知道怎么被翟方进听闻到了。

于是，翟方进急忙借机报复陈庆，他上奏皇帝说：“案庆奉使刺举大臣，故为尚书，知机事周密一统，明主躬亲不解。

庆有罪未伏诛，无恐惧心，豫自设不坐之比。

又暴扬尚书事，言迟疾无所在，亏损圣德之聪明，奉诏不谨，皆不敬，臣谨以劾。”

这就给陈庆上纲上线了，说过去担任尚书的陈庆利用职权对皇帝大不敬，还弄权皇帝等等，如此大罪名，这陈庆就被皇帝立即撤职了。

紧接着，翟方进又开始陷害另外一个司隶校尉涓勋了。

涓勋担任司隶校尉之后，他因为种种原因一直不愿意去拜谒当朝丞相和御史大夫，但是，涓勋与光禄勋辛庆忌的私交又很多.

有一次，他看见成都侯王商的车队过来，他还特意下车静立以待王商的车队走过。

这本来也算不上什么，也没有违反当时国家任何规定，顶多就算是涓勋有点自己的个人好恶小脾气而已。

但是，翟方进就抓住此事上纲上线了，当时，围绕翟方进拿着儒家经典去打棍子和扣帽子，朝廷中的一些正义人士也站出来批评了翟方进.

当时，太中大夫平当指责翟方进为人为官都不正派，还像特务一般的探听陈庆和别人的私语，然后又打别人小报告。

然后，这翟方进又攻讦涓勋。平当也是当时的名儒。

但是，不知道这汉成帝是怎么回事情，他明明是个重视政治实干业绩的皇帝，可能是他出于政治权谋的原因吧，他当时还是支持了翟方进，认为翟方进弹劾别人的话都很是符合经儒家典学说的，这样，就把涓勋也给撤职了。

当时，因为翟方进在一年之中就以打棍子扣帽子的手法收拾掉了两个朝廷中的监察官员司隶校尉，于是，满朝皆惊惧，这样，翟方进就越发得意了。（《汉书·翟方进传》）。

当时，丞相薛宣告诫自己的属下说，按照翟方进这样的当官路子和时代潮流，恐怕他接任我的丞相，那是早晚的事情呀。

汉成帝永始二年，翟方进被提拔成为了御史大夫，这个官职是三公之一了，仅仅次于丞相。

不久，因为广汉郡发生了郑躬农民起义事件，丞相薛宣因此被撤职成为了平民。

而翟方进也因为办丧事骚扰老百姓而受到降职处分。

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丞相位置空缺，当时皇帝让群臣推选新丞相，人们把翟方进推举成为了丞相。

在翟方进担任高官期间，倒在他嘴下的人分别有陈咸、朱博、销育、逢信、孙闳等人，甚至连汉成帝的舅舅红阳侯王立也差点就被翟方进收拾掉了。

其这一系列被翟方进攻击过的人中，陈咸的遭遇最曲折。

陈咸本是汉成帝时代的名吏，担任过许多地方的主政官员，他的为官和政治经验十分丰富，照理说，绝对不应该论到翟方进当丞相。

所以，当时的翟方进非常害怕像陈咸这样的人进入国家高级官员阶层，因为，一旦让陈咸这样的人担任了靠近皇帝的高官，他们的政治业绩肯定非常杰出，仅仅靠耍嘴皮子的儒生高官就没有什么戏可唱了。

史书记载说，“后方进为京兆尹，咸从南阳太守入为少府，与方进厚善。（《汉书·翟方进传》）

当时，国家要选拔御史大夫，陈咸、逢信和翟方进都属于被推举人选，皇帝征求高官们对这三人的意见，大家都赞誉陈咸和指责翟方进，这样，翟方进就对别人记仇了。

后来，翟方进被汉成帝任命成为了新丞相。

但是，翟方进依然不放过陈咸和逢信这两个昔日的竞争对手，当时，匡衡、王商和翟方进都在陷害朝廷打功臣陈汤，他们这些人使用儒家标准给陈汤栽赃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因此，糊涂的汉成帝竟然答应了匡衡、王商和翟方进对陈汤的陷害要求，不仅仅严厉处分了陈汤，还把一代大功臣驱逐到敦煌边地去充军了。

由于陈咸二人与陈汤交好，这样，在陈汤遭遇莫须有陷害之后，这翟方进就顺势要搞株连而收拾陈咸二人了，使用莫须有罪名把陈咸也给陷害撤职了。

随后，翟方进还不放过昔日与他竞争过高官的陈咸等人，在陈咸又被皇帝启用为光禄大夫之后，明显看得出来，史家对翟方进非常厌恶，《汉书·翟方进传》几乎就是一部列数翟方进的传记。

这样带有明显是非评价倾向的传记到底出于谁手呢？

恐怕其多半是出于当时的史学家扬雄之手，因为，汉书有很大部分，其实并非班彪、班固父子所著作，而是扬雄所著作，这正如王充所披露的那样（《论衡·须颂篇》）。

这就是说，是西汉末期的史学家扬雄著作了自汉宣帝到汉平帝时期的史书，班彪与班固父子不过是继续了扬雄的史书的工作而已。

翟方进最让后世诟病的莫过于他协助匡衡和王商陷害一代大忠良的陈汤了。

陈汤是汉元帝的戍边校尉将军，他组织和带领西域汉军和其他少数民族友军远地奔袭到外国作战，一举消灭了长期与汉王朝为敌的匈奴郅支单于，为汉王朝赢得了西域的长期和平局面，但是，由于匡衡、王商等人一贯不喜欢陈汤，认为陈汤作战中不守礼法。

这样，他们多次迫害陈汤，最后，他们策动汉成帝把一代大功臣陈汤削职得一无所有，被当成为小兵充军到了敦煌去守边关。

陈汤事件，是当时围绕国家究竟是讲究政治实干业绩和讲究搬抬儒家经典耍嘴皮子功夫的一次分水岭事件。

当时，像匡衡和翟方进这样一大批儒生高官都参与到了迫害陈汤的事件中。